人生一世，花开一季，不要问芬芳几时落去，淡淡的烟火里，每一份付出，都是在体味生活的原味。而每一次深刻的领悟，都会将你的灵魂充满阳光，让你的内心更加坚强。这些经历就是人生中最美的花朵，蓦然回首间，一路芳华芳香四溢。山上古柏青青，四季不凋。涧中众石磊磊，千秋不灭。在这天地间，匆匆而过的人生，有几多风采？在江苏省苏中地区泰兴的曾宪相，从他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中，窥看了勇者无畏的豪情。

　　曾宪相是新加坡华人，家里是父母那辈移居到新加坡的。在曾宪相来中国之前，对中国没有很深切的认知，只在家人回忆中有一个意识的概念。1978年曾宪相在加拿大上大学，有了更真切的体会。他认识了许多同去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，与其中的两人成了忘年交，两人分别是北京和南京的大学教授。他们的闲谈中，总是会说到中国的风土人情。月光郎朗，同在异乡为异客的几人谈笑风生，也让曾宪相埋下了寻往故土的心愿。1986年，曾宪相在加拿大留学归来工作两年后，来到中国旅游。此时的中国万象气新，海外各项投资源源不断，各行各业的发展一片欣欣向荣，这次旅游的经历给曾宪相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1988年，曾宪相离开了原先的银行，加入了印尼华人在新加坡办的公司。公司老板打算在中国内地投资建设，但苦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（中国与印尼当时没有建交，印尼本土排华事件频发）无法长期坐镇，打算找一个投资代理人帮助他打理商务事宜。华人老板左思右想之下，选中了同为华人的曾宪相为投资代理人。曾宪相的事业重心由此转向了国内市场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。1989年，曾宪相回国做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旧城改造，“89年广州市第一建筑公司有一个职工宿舍需要改建，需要找人合作，我们就签署协议代表老板与他们合作。”可不久刚刚稳定的投资建设，又因风波而搁置了，曾宪相回到了新加坡。正值政府访问团去新加坡访问，邀请新加坡中国总商会回国考察经济建设，对祖国内地事业念念不忘的曾宪相跟随考察团再次回到了中国。曾宪相感慨道，“1990年上半年，我就回来了，那个时候的陆家嘴还是农村，现在却翻天地覆，高楼林立，繁荣的很啊。”

　　曾宪相的母亲是江苏人，有很多的亲戚都在上海，所以这次归来，曾宪相也把投资落脚在上海。但开始的事业并不一番风顺，“1991年，看到上海的建筑行业开始启动，建材行业或许是很好的切入点，于是做装修的模具，后来发现市场的仿品出来，我们就退出来了。表妹夫在上海介绍了一个碳酸钙种植项目又是因为市场出现高仿品，只能遗憾退出，1996年时公司卖给了业内瑞士的公司。”连续两次的投资失败，让曾宪相背负了很大的压力。他是代表印尼老板来内地投资建设，但几年下来并没有什么成绩，让曾宪相很是焦虑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当时的南京有一个小南化做橡胶助剂，苯胺是橡胶助剂的原料，苯胺需要氢气的加工。1996年是这个行业的高速增长期，产品供不应求，工厂的技术人员出来找投资。同时盐城有一家电化厂是做烧碱的，烧碱的副产品就有氢气。而在这两个产业链之间的链接就是苯胺，曾宪相当机立断把投资放在苯胺的生产上。“1994年就投资了项目投产，但盐城的电化厂很老旧，产能不高，只能供给需求量一半的氢气，苯胺的产量相应较少。”即使如此，这笔投资还是给曾宪相带了一笔丰厚的回报，当年税后利润就达到了700万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正值各地招商引资热潮，政府通过不同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筑巢开发区。江苏泰兴有一个专门的工业园区，正在招商之中。曾宪相的工厂当时建在盐城，处于城市边缘，随着城市的扩建，这里越来越不适宜工厂的发展。“当时有个客户在泰兴，就介绍我去泰兴投资，说那边有一块地专门用于化工产业的开发区。说那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靠近长江，这样运输成本就大大减少了。”

　　曾宪相就来到泰兴实地考察，刚刚建立的工业园企业少，荒滩多，缺少上下游产业链，基础设施相当不完善，但曾宪相还是落户泰兴。“当时，我们和园区都处于创业初期，有很多共同点，比如都是定位于化工产业，并且他们当时亟待一家上游化工企业入驻，而我们又恰恰是做化工上游产品的，这也不谋而合。另一方面园区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，还投入几千万元造路、修整江滩，帮我们建码头，这份诚意深深打动了我，相信在这样一个地方投资，前景将十分广阔。”

　　曾宪相怀揣着巨大的事业信心，决定再大干一场。一个2900万美金的工厂规划浮现在曾宪相的脑海，他兴致勃勃地抱着厚厚的文件回到新加坡寻找投资。“初步的规划有2900万美金，这我需要回新加坡说服老板。他觉得有点不妥当，毕竟投资的压力在那，他也怕会有很大的风险。最后老板的要求我出资占两成的股份，他出资占51%的股份，剩下的我需要去找投资。”当时曾宪相虽说已经投资小有成绩，但是还是一个两袖清风的“打工仔”，并没有多少积蓄，在这么大的投资中，出资两成金额困难重重。“老板说没有钱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是这个新项目你必须有股份在里面。”曾宪相明白老板的担忧，这么大的投资风险很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。之前投资的成功让他有了很大信心，加之对中国市场的预判，曾宪相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要承担这个项目。“那时候，正好我有一个同窗在新加坡大华银行，就想找他们投些钱在这个项目上。我把我的各种调查分析一项一项给他们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后新加坡大华银行成为我们的另一个股东。银行参与投资之后，剩下的资金链也很快进来了，基本上第一期投资能到位了。”1995年底，曾宪相和泰兴签订协议，进驻工业园。1996年，工厂动土开工。1998年年中，新浦化工开始投产。

　　正当曾宪相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各项投资紧缩起来。当年化工的市场行情也不好，连续走低。“银行看到这个情况，就不愿意继续投入了。1999年春节，厂区办公楼坐满了前来要钱的工人。工程的款子没有结清给人家，大家都要过年。”曾宪相被投资方和要债人逼近了胡同里，扛着巨大的压力。“我就请我们这边的一个老工程师写了一封信给老板，说明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我带着这封信，就回到了新加坡找老板要钱。终于，等来了老板的600万人民币，解了燃眉之急。回来的时候听说，我们这边的中方总经理被要债人围了一天。真的自己每天吃不下睡不着，每天都在盘算怎么把欠款还给人家。” 投产后的项目，并没有带给曾宪相收益，第一年投产后亏了1000万人民币，第二年又亏了1000万人民币。“那两年的时间我的头发都白了，因为这是我自己要做的。所以我要负起这个责任。”有着强烈责任心的曾宪相硬生生地撑着企业，才四十出头的他白发爬满鬓角，承受了常人忍受不了的压力。

　　连续的低谷过后，曾宪相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坦途，“到了2000年，行情终于有了好转，工厂的现金流开始持平，我的本就保住了。第一期的规模是4万吨烧碱、1万吨的苯胺。中国入世之后，2002年到2008年年产量翻了10倍，现在已经达到年产量75万吨。”从2000年的亏损，到保本经营，再到后来每年几亿的现金流，曾宪相带领新浦化工成为了江苏省内最大的烧碱、氯乙烯生产企业。公司的不断增产扩产，为泰兴经济开发区下游产业链的眼神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。账上几亿的现金流，也为公司带来了引来了多家银行的注资。2016年新浦化工动工轻烃综合利用项目，总投资55亿元，是泰兴迄今为止体量最大、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，投产后将打断日本贸易商对乙烯的垄断。泰兴经济开发区因为有像新浦这样的大公司，一跃成为全国排名第7的化工园区，在生产水平、环保能力、投资体量等方面，新浦和开发区实现了彼此成就。曾宪相以他的成功实践，创造了异国创业、扎根当地的佳话。

　　2018年7月18日，江苏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新浦化学（泰兴）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宪相授予“江苏人民友好使者”称号，来自新加坡的曾宪相是获得我省此项荣誉的首批国际友人之一，也是泰州地区唯一获此殊荣者。

　　获得如此荣誉，这和曾宪相扎根当地创业惠民的做事风格紧紧相连的。在泰兴这些年，他秉承朴素简单的形式作风，和工人一起同住在工厂的宿舍，平日上班和全体员工一样穿着制服，午餐时刻，与员工一样在工厂食堂排队买饭。这在他看来，并没有什么特别。他指导设立了紧急救助基金，每位员工本人或其家属遇突发情况，均可获得紧急救助。同时，在为员工缴纳社会统筹医保的基础上，还为每位员工投保重大疾病医疗保险，保额达40万元。平时员工生日、结婚或住院都会收到慰问金。他对员工的这份关心和体恤延续了20多年。同时，他还不忘回馈社会，多做公益。2009年，新浦响应政府号召，对泰兴的贫困乡村实现一对一帮扶。“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”，新浦成为了泰兴人心目中的“家里人”。2011年，新浦设立“新浦爱心助学金”，用于资助家庭贫困、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截至2017年底，已累计资助学生3228人次，金额超过560万元。

　　“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，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。我希望未来能更好，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热情地奔跑，能有更大的成绩。”曾宪相还有很多规划等待实现。